浅谈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宗教问题
发布时间:2015-04-24  文章来源:中华新闻网

    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内容和依据
    我们党在民族宗教方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中央政权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内,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
    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中正平和的政策来对待宗教,是因为:首先,信仰的东西是内在的,没有办法用行政手段和武力力量等外在的方式整齐划一,“对宗教的发展简单地用行政手段进行量的抑制,可能会适得其反,刺激宗教更加发展”。其次,宗教问题往往和民族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和现实中有很多少数民族群众都有自己的传统信仰。“藏、蒙古、土、普米、裕固、门巴族中多数群众信仰藏传佛教;傣、阿昌、德昂、佤、布朗族群众信仰上座部佛教;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撒拉、保安、克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塔塔尔族中的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所以对待信仰问题与对待民族问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宗教信仰具有群众性。尊重群众的思想感情(包括信仰)是做好群众工作和赢得群众支持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我们党的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第四,宗教问题具有国际性。宗教是一种国际现象,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宗教。我国的五大宗教除了道教以外都是从国外传入的,而道教又传到了海外。这几大宗教同境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世界的信息化,网上传教也越来越方便。最后,宗教具有长期性。宗教本身就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史,它的消亡也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正是基于宗教的“五性”特征,吸取了历史上错误地对待宗教的教训,我们党才制定了新时期的宗教政策。回顾历史,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都曾经发生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宗教、甚至要去消灭宗教的行为,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社会主义历史上对待宗教的“左”倾错误
    在前苏联,1958年,赫鲁晓夫在接见正教牧首时说,教会头顶将有“暴风骤雨”,接着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大大伤害了信教群众的感情。                                                                                                            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把“左”的错误推向极端,提出“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口号,进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消灭宗教的运动,把宗教信众作为斗争的对象,在对待神职人员上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迫使大批僧尼还俗,宗教场所遭到关闭,大量宗教文物遭到损毁,就连党的负责宗教工作的干部也遭到了批斗。
    三、宗教与社会主义真的格格不入吗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眼里,“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就是有名的“鸦片说”。列宁认为,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
   “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这是“颠倒说”。
    他们还认识到,在历史上宗教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前提下,被压迫人民的一切反抗斗争都要穿上一件“宗教的外衣”。这是恩格斯的“宗教外衣论”。
    宗教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恩格斯在1876?1878年所写的《反杜林论》中作了如下的定义:“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很长时间以来,大多数宗教理论工作者把它当作对宗教的权威定义使用。
    不能否认,在革命战争年代,宗教使人们相信命运,持宿命论观点,从而麻痹了人们的斗志,使人们听天由命,阻碍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且,它使人们看不清苦难的根源,以为自己的穷困没落是命运使然,这的确有“颠倒”之嫌;帝国主义与反华势力也曾穿上宗教的外衣去从事谍报特务工作和反华活动,这也确实有“外衣”之过。
    然而,辩证法要求我们要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而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去分析问题。在看到宗教的消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下:既然宗教是“鸦片”、是“外衣”、是“幻想”、是“颠倒的世界观”,那么它又为什么能够绵亘几千年而没有消亡、传播数万里却未曾绝迹呢?据《1990年大不列颠统计年鉴》,到1989年,全世界共有人口52亿多,其中各宗教信徒的总数为41亿,占全世界总人口的78.8%。其中基督教徒约有17.12亿,占世界信徒总数的41.76%;伊斯兰教徒9亿多,占信徒总数的22.56%;佛教徒有3亿多人,占总数的7.59%;其他各宗教信徒,如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巴哈伊教,包括一些地域性宗教等合计约有10多亿,大约占总数的28.01%[8]这不能不让人深思:宗教存在的依据何在呢?
    四、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从个人方面看,每个人都具有不可从根本上克服的有限性。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出身、所处的时代都是无法选择的,对于生老病死的生理过程不可抗拒。至于“冤家路窄、狭路相逢”的怨憎会苦,“骨肉分离、望眼欲穿”的爱别离苦,“爱我的人我不爱、我爱的人不爱我”的求不得苦,“少年成老叟青丝变白发、人老珠黄头童齿豁”的衰老之苦,“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患病之苦,......人们更是感到无奈。
    从社会的角度讲,每一次社会制度的更替和社会的转型,甚至是政策的小小调整,都会使得一部分人得到利益的稳固,而造成另一部分人的失意。前者当然会知足常乐,而后者则可能心有戚戚。对于这些有挫折感的人,黑格尔主张,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轧碎一切阻挡者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否认历史的前进需要代价,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团结大多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党的经验,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的政治优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整风的原则,所以我们不会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到对立面上去。而且,人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在失落的时候都会寻求自我心理的平衡,而信仰宗教则是一条重要的平衡心理的渠道。李叔同失意后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少帅张学良失意后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至于现在因为落选、破产、落榜、失恋、患病而皈依宗教的人更是不乏所闻。
    从自然的角度上讲,自然界分为人化自然和天然自然。所谓人化自然,既是人类尚未认识和改造的自然,而即使是人类已经认识和改造了的人化自然,其领域、范围和程度也是有限的。在火山爆发、地震、海啸、洪灾、台风、干旱等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从而对自然的力量产生敬畏感和神秘感,很容易相信有超自然的神灵??上帝、真主、佛、道的存在。当人们跨越一条小溪时,它无需祈求神灵的帮助,而当人们要飘洋过海的时候,则往往会祈求神灵的保佑。
    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的存在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除了这种存在的可能性和偶然性之外,宗教还有着其存在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因为它在某些方面还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五、宗教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积极作用和功能
   (一)社会稳定功能
    社会稳定功能,简言之,即是具有维护与稳定现存社会秩序的功能。如佛教认为,今生做官为何因,三世黄金妆佛身;道教认为,万物皆分阴阳二类,而上又为阳,下又为阴,官为阳,民为阴;儒家董仲舒则明确提出,阳尊而阴卑,阳贵而阴贱,天人有感应,因而当权者是出于天命而显贵的;基督教也认为,“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婆罗门教则认为,它们社会中的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地利、吠舍、首陀罗)是神安排的。所有这些教义的虔诚信奉者,当然不会犯上作乱,而会知足常乐,乐天知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二)整合功能
    整合功能即是使社会中的不同个体、群体或各种社会势力、集团成为一个统一一致的整体,并促进其内部团结的功能。由于崇拜同一个对象,信奉相同的经典,人们就形成了思想感情上的认同,从而在行为上就表现出整齐划一的礼仪规范。比如出家佛教信徒同称为佛子,并且从道安开始统一以“释”字为姓;伊斯兰教则提出,凡是信真主安拉的都是一家人;基督教也是如此,主张“遵父旨的人都是亲属”:“耶稣还对众人讲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些宗教意识以及与此相应的宗教礼仪、宗教领袖都可以起到群体的整合功能。
   (三)行为规范功能
    行为规范功能即是通过宗教律法规范、教内行为规范、宗教道德规范,以神的名义来规范信众行为的功能。比如,在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中,《古兰经》和《圣训》是立法的基础。即使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宗教规范也有辅助法律规范的客观作用。佛教有“五戒”“八戒”;道教有“老君五戒”;基督教有“十条诫”即“摩西十诫”。他们都讲到不杀生(摩西十诫讲的是不杀人)、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这对净化人心,稳定社会,辅助法治是不无裨益的。很难想象,一个“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的人会去杀人;一个乐善好施、施不求报的人会去偷盗;一个认为“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的人会成为风流公子或者强奸犯;一个持不饮酒之戒的人会酒后驾车、肇事逃逸......总之,宗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净化人心、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
   (四)心理调节功能
    即是通过特定的宗教信念,把人们原来心态上的不平衡调整到相对平衡状态,并由此使人们在精神上、行为上和生理上达到有益的适度状态。
    佛教中一个哭婆婆变成笑婆婆的故事说,有一个老太太一天天哭得泪流满面,因为她有两个经商的女儿,大女儿卖雨伞,小女儿卖扇子。每到晴天,他就为卖雨伞的女儿忧愁落泪;每到阴天,又为卖扇子的女儿伤心哭泣。有一天来了一位法师,问明来由后告诉她应该换个思路??阴天的时候想想大女儿能挣钱,晴天的时候想想二女儿能挣钱,无论什么天气,家里总能挣到钱。哭婆婆一听豁然大悟,从此变得笑呵呵得,成了笑婆婆。佛教这种“境由心造、物与神游”的思路有利于心态的调整。
    基督教中,耶稣对门徒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儒家经典《论语》中也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在几大宗教的教义中,这种调适人们心理的思想很多,在这里就不多加列举了。这些思想都有利于人们心理的调整与平衡。
   (五)陶冶情操的美感功能。
    即宗教能给人一种圣洁的心境。寺庙、道观、教堂、清真寺等古典建筑和塑像、雕像、壁画、法器的神圣庄严让人肃然起敬,产生一种庄严美;基督教的唱诗(唱赞美诗)、佛教的梵呗音乐、道教的传统音乐、伊斯兰教读经的哼声都给人一种艺术美,从而对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起到一定的作用。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宗教并非完全起消极作用,而是有着能够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一面。所以,我们应该在政治建设中克服历史上对待宗教的错误,全面贯彻新时期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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